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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文學地理學導論(1) 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當今時期，在源遠流長、積淀豐厚而又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中國文學研究不斷面臨學科交融、學術創(chuàng)新的嚴峻挑戰(zhàn)之際，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學科意義 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嘗試與探索，是基于對目前中國文學研究現(xiàn)狀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的雙重選擇的結果。文學地理學，顧名思義，即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而成的跨學科研究，其學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選擇：1、從

2、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2、從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3、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交叉學科；4、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5、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鑒于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尚處草創(chuàng)階段，難免見智見仁，我想不妨先從中抽繹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組合如下：1、文學地理學是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2、文學地理學并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簡單相加，而是彼此有機的交融；3、文學地理學之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地位并非對等關系，而是以文學為本位；4、文學地理學研究主要是為文學提供空間定位，其重心落點在文學空間形態(tài)研究；5、文學地理學既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可以發(fā)展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乃至成為相對

3、獨立的綜合性學科。據(jù)此，大致可以將文學地理學扼要概括為：“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fā)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文學地理學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貫地理；2、作家活動地理；3、作品描寫地理；4、作品傳播地理等四個層序，通過對這四個層序動態(tài)的、立體的、綜合的分析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更真切地了解文學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復原經過文學家重構的時空場景，揭示隱含于文學家意識深層的心靈圖景，而且還可以由此探究文學傳播與接受的特殊規(guī)律。這里，需要特別關注一下文學地理學中“地理”之于“文學”的“價值內化”作用，所謂價值內化，就是經

4、過文學家主體的審美觀照，作為客體的地理空間形態(tài)逐步積淀、升華為文學世界的精神家園、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動力。有感于《紅樓夢》又名為《金陵十二釵》，且反復出現(xiàn)“金陵”意象，我曾作過一次粗略的統(tǒng)計，結果發(fā)現(xiàn)《紅樓夢》一書中出現(xiàn)“金陵”(或南京)竟達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時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麗著美好的童年生活在與曹雷芹坎坷一生的強烈對比中，不斷內化、升華為具有精神原型意義的理想世界，積淀為具有精神原動力作用的“金陵情結”。再如魯迅先生的系列“故鄉(xiāng)”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鄉(xiāng)”價值內化為“故鄉(xiāng)情結”的另一經典案例，也同樣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5、。文學地理學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發(fā)現(xiàn)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文學空間，其次是從文學空間的視境重釋與互釋文學時間，最后則是重新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這對于推動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創(chuàng)新——無論在個案研究的微觀方面，還是在文學史研究的宏觀方面，都有重要意義與價值。正如一切物質都是時間與空間的同時存在一樣，文學的存在也離不開時間與空間兩種形態(tài)，而文學的研究也同樣離不開時間與空間這兩個維度。文學史，只有當其還原為時空并置交融的立體圖景時，才有可能充分重現(xiàn)其相對完整的總體風貌，因此，文學地理學對于文學空間研究形態(tài)的拓展與深化，既在理論層面上更符合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

6、史研究范式的內在需要，同時也可以在現(xiàn)實層面上反思與補救當前中國文學研究現(xiàn)狀的明顯缺失。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是19至20世紀之交在中國文學變革與西方文學理論傳入的雙重作用下興起的。爾后，經過代代學人持續(xù)不懈的努力，中國文學史——無論是通代文學史還是更為精細的分類專題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與成果，成為中國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縱觀百年以來不斷涌現(xiàn)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著作，其中最為流行的是注重時間一維的單向度的線性范式——姑且稱之為“藤瓜范式”，即文學史的時間進程為“藤”，作家作品猶如結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時而進。這種“藤瓜范式”

7、看似提綱挈領，脈絡清晰，實則往往是對文學史研究范式的單向度的片面構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過于注重時間一維的線性演進，而普遍忽視空間形態(tài)及其與時間形態(tài)內在交融的立體圖景，結果不能不以犧牲文學史本身的多元性、豐富性為代價。今天，當我們面對百年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與不足，面對學術界關于“重寫文學史”的學術爭鳴與期待，我認為有必要重溫一下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提出的意見：“茍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后，空間離合，而總匯于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fā)?！边@里，陳寅恪先生特別強調編著文學史應做到“時間先后”與“空間離合”的兩相融合，的確很有預見，也很

8、中肯，對于克服長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構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學史范式頗有借鑒意義。文學地理學注重從文學空間的嶄新視境，從一個新興交叉學科的嶄新平臺，重新審視一切文學現(xiàn)象、形態(tài)與規(guī)律，其意義遠不止停留于文學的空間研究，它將直接或間接地催化中國文學研究視野、理論與方法的重大變革，為其注入新的精神養(yǎng)液與活力。 理論創(chuàng)新 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建立與進展，首先有賴諸多具體研究成果的累積，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創(chuàng)性意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的支撐。追溯中國文學地理的研究實踐，可謂源遠流長，比如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所論《詩經國風》的地域特點，注重以風俗為中介探討地理環(huán)境與文學作品的關

9、系，堪稱早期地理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關于文學地理或區(qū)域文學的論述，在歷代的文集、詩話、筆記等中屢屢出現(xiàn)，但多隨感而發(fā)，缺少必要的邏輯推繹與理論闡述。到了20世紀，在首尾兩次略為相似的“文化熱”的激發(fā)下，傳統(tǒng)的文學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紀初伴隨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而發(fā)生近代轉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等；繼之則在世紀末再現(xiàn)復興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單篇論文之外，還陸續(xù)出現(xiàn)了以曾大興先生《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術專著。袁行霈

10、先生《中國文學概論》也曾列專章《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討論。此外，楊義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圖志》，雖然不屬于純粹的文學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學與民族學、地理學研究的結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這些都對中國文學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積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從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科要求衡量之，學術界對此還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關研究普遍存在著兩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論創(chuàng)新；二是體系建構，需要同時加以重點突破。其中理論創(chuàng)新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得以建立和發(fā)展的生命與靈魂，但嚴格地說，迄今為止尚無具有原創(chuàng)性意義的理論建樹，因此，這方面的重點突破，最為迫切，但難度也最大。鑒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作為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兩大理論支柱。 共2頁: 1 論文出處(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