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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若干問題研究 　　一、關于附帶民事訴訟受理范圍的界定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guī)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顯然，依照此規(guī)定能夠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刑事案件必須符合這樣兩個基本前提條件：一是該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了物質損失;二是該物質損失系由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導致的。但“物質損失”和“犯罪行為”內涵該如何確定呢?這又是正確決定附帶民事訴訟受理范圍的重要因素。就物質損失而言，眾所周知，民法理論上的物質損失有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之說。所謂直接損失，是指已經存在的財產和利益的減損，又稱實際損失，所謂間接損失，是指預

2、期得到的利益的減損，即失去將來能夠增加的利益，又稱可得利益損失。對于直接損失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請求范圍，實踐中認識比較一致，只是在要不要把犯罪分子違法所得作為訴訟標的的問題上存有分歧。一種意見認為，犯罪分子用犯罪手段所獲得的財物，如盜竊、貪污所取得財物，與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對前者只能依法追繳。另一種意見則主張被害人因受犯罪侵害而失去的財物，也是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應當通過附帶民事訴訟加以處理。筆者認為，從法理來看，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侵害失去其財物，應屬《刑訴法》七十七條規(guī)定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因此，理論上應當允許被害人就此提起附帶民事訴

3、訟。但從司法實踐來看，由于《刑法》六十四條已明確規(guī)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法院在就刑事部分作出判決時，均按照此規(guī)定對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財物作出了處理，被害人希望通過附帶民事訴訟達到的訴訟目標已在刑事訴訟中得到了實現，故再將其納入民事賠償范圍，以單列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已無實際意義。故筆者認為，從減少當事人訟累的角度出發(fā)，如果僅就要求返還被盜、被騙、被貪污等直接由被告人犯罪行為非法占有的財物而提起訴訟的，可勸說原告人放棄訴訟或撤回民事訴訟。當然，對于要求超過被告人非法所得財物以外的損失提起訴訟的，如被告人因盜竊被害人的財物

4、將其防盜設施破壞而造成的損失提起訴訟的，則應當予以受理。對于間接損失，不少同志持不同看法，認為間接損失不應計入，實際上只要物質損失與犯罪行為之間有必然的聯系，就應該計入，當然這必須有前提條件，即是這種情形發(fā)生應該是必然狀態(tài)而不是或然狀態(tài)，即是基于一般常識能夠肯定發(fā)生的而不應存在不確定的情況， 如在某盜竊案件中， 被害人所購買的200噸鋼材存于某倉庫，該鋼材是準備按合同交付對方當事人， 但由于被盜導致其不能履行合同，造成違約，其因財物被盜而造成的違約損失及按合同正常履行應實現的利潤損失當然應由被告人承擔。但如果該被害人鋼材被盜時，并未與他人簽訂銷售合同，其賠償請求就不能包括其銷售所能獲得的利潤。

5、就“犯罪行為”的內涵來說，刑訴法第七十七條所說的“犯罪行為”是否就是指已構成犯罪的行為呢?筆者認為不能這樣理解，因為是否構成犯罪，必須要經過法院終審生效判決才能確定，如果要求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才能提起民事訴訟，那么附帶民事訴訟只有待到刑事部分判決生效后才能提起。這顯然不符合刑訴法的立法原意，因此這里的“犯罪行為”只能是具有程序意義的，即只要是被告人被公訴機關和自訴人控訴，而進入刑事訴訟階段，被害人就能夠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綜上，筆者主張的附帶民事訴訟收案范圍應界定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被害人遭受超過被告人非法所得財物部分的物質損失而提起的給付之訴。 　　二、關于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范圍

6、問題 　　誰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即附帶民事訴訟的適格原告身份應如何確定?這也是法院審理這類案件應該解決的關鍵問題。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下簡稱《解釋》)的規(guī)定和司法實踐來看，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被害人。包括被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如果犯罪行為使二個以上的主體遭受物質損失的，都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2)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等。 　　(3)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4)人民檢察院。 　　在上述幾類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中，對于被害人實踐中比較明確。但對

7、后幾種情況，實踐中做法不一，有必要加以規(guī)范。 1、關于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作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問題。已死亡的被害人有兩種情況：一是由于犯罪行為直接導致的死亡，如故意傷害致死、故意殺人等;二是非犯罪行為引起，但其生前受到犯罪行為侵害造成物質損失的，如被害人在被盜竊、詐騙后自然死亡的，由于被害人已經死亡，其民事權利能力終止，但其所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失，其物質損失實際已轉化為其生前所應履行的贍養(yǎng)、撫養(yǎng)、扶助義務對象的損失或其他繼承人的損失，故作為其繼承人的近親屬，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近親屬作為原告提起訴訟，一般情況下應是有多名原告而不應僅僅是其中一人，如作為被害人應盡贍養(yǎng)義務的

8、父母、應盡撫養(yǎng)義務的未成年子女、需要盡扶助義務的被害人配偶(當然該配偶是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在只有一名原告提起訴訟的情況下，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中應通知其他原告參加訴訟( 明確表示放棄民事實體權利的除外)， 否則就有可能造成對其他原告權利的侵犯。目前審判實踐中，往往都是一個原告參加訴訟，在法院實體的處理中，也往往確定由一名原告享受權利，這種情況須加以修正。當然在實際操作中如果有權提起訴訟的近親屬過多，可以讓其選擇一名適格原告作為訴訟代表人參加訴訟，但在法律文書上必須將有關原告人一一列出，對特定的權利享有者，如贍養(yǎng)、撫養(yǎng)費用要在法律文書中明確到有資格得到該費用的原告名下。對多名原告共同享受的權利如

9、屬同一順序繼承的財產在一般情況下也應在裁判文書中將其分列至各原告的名下，以便減少當事人之間再行訴訟的訟累。 　　2、 關于無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作為原告參加訴訟的問題?！督忉尅返诎耸臈l規(guī)定：“無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贝艘?guī)定應該說是符合有關民法規(guī)定的，但這是否就賦予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作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的訴訟主體地位?目前的許多法律文書中都直接將其作為原告加以表述。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值得商榷。首先從刑訴法第七十七條的立法表述來看，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應當是由于犯罪行為遭受損失的被害人，在被害人作為一個生命主體( 當然是指自

10、然人)存在的情況下，讓其法定代理人充當原告享受訴訟法上原告一切的權利義務，實際上剝奪了被害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因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人，其民事權利能力依然存在。其次， 從民訴法理論上來看，“代理”一詞的涵義是“以他人的名義”從事民事活動，而代理權本身的產生無外乎基于三種情況：一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二是基于法律的規(guī)定;三是基于人民法院的指定;但無論是基于哪種情況產生的代理權，其法律地位仍然停留在“以他人名義”從事民事活動的范圍內，而不是以自己的名義進行民事活動，故直接將法定代理人作為原告參加訴訟顯然不妥。正確做法應當是在庭審活動及制作裁判文書時將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名字仍然列為被害人姓名

11、，其法定代理人稱謂仍然應表述為法定代理人，這樣做的實踐意義在于：一是與民事審判的做法相吻合;二是避免造成對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權益侵害的情況發(fā)生。因為如果賦予了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原告地位，那么其法定代理人必享有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實體處理的一切權利義務，即被告人應賠償被害人的物質損失就有可能被其法定代理人合法占有。而民法理論告訴我們，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只能是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財產監(jiān)管人而不是其財產的享有者，如收養(yǎng)孤兒的福利院、無近親屬的精神病人所在單位或居委會等。 　　3、關于被害人是法人或其他組織遇分立、合并、 終止情況的處理。前述兩

12、種情況是對作為自然人的被害人已死亡或系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情形的處理。但對于被害人是法人或其他組織遇分立、合并、終止等情形如何處理，《解釋》內則無規(guī)定。筆者認為作為被害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在遇到上述情況時，也應參照自然人的做法，允許其權利的繼受者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因為法人或其他組織在遇分立、合并、終止的情況下，其原組織的名義已不復存在，但其遭受的物質損失事實并沒有消除，其由分立、合并所產生的新的組織或終止后的原組織的主管部門作為其債權債務的繼受者，按照民法的有關規(guī)定應當有權提起訴訟。 　　4、關于人民檢察院作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規(guī)定，“如果是國家財

13、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贝艘?guī)定實際上賦予了人民檢察院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地位。但實踐中由人民檢察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比較鮮見，這除了人民檢察院承擔提起公訴案件職責繁重的原因以外，恐怕與此規(guī)定存在法理上的瑕疵有關。因為在國家財產遭受損失的情況下，其代表國家行使原告人的訴訟地位尚能理解，但若系集體財產遭受損失，其代表集體組織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則有法理上的悖謬，因為從民法理論來看，集體組織作為民事活動的當事人，其享有對其財產的自由處分權，無論是法人或其他組織都有權決定是否提起民事訴訟，是否要求享受民事實體權利的自由。強行代替法人或其他組織行使民事權利

14、，實行國家干預并無充足的法律依據。二是從實體處理來看，作為國家檢察機關代替集體組織提起民事訴訟，其顯然不是訴訟實體權益的享有者。其在通過民事訴訟活動獲得勝訴權并實際取得利益后，只能有兩種選擇，一是上交國庫，二是發(fā)還受害單位，而無論上交國庫還是發(fā)還受害單位，其做法的合法性都值得質疑。因為如果將本應屬于法人或其他組織享有的集體財產上交國庫，歸國家所有，勢必侵害了受害單位的財產所有權益。而如果將財產返還受害單位，又與檢察機關作為民事訴訟原告的訴訟地位不相稱。既然是原告又不享受民事訴訟原告的實體權利，這實際上是行使了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代理人角色。更為尷尬的是，如果刑事被告人僅就附帶民事訴訟部分裁判不服，

15、提出上訴，從民訴法理論來看，檢察機關必然成為了附帶民事訴訟的被上訴人，由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國家公訴機關地位變?yōu)樾淌卤桓嫒说纳显V對象，顯然是檢察機關所不愿接受的。因此，筆者主張《刑訴法》將來再行修改時，將“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修改為“可以督促有關單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更為妥當。因為即使是國家財產，也實際由一個個具體的組織或單位掌管。當前，人民法院在執(zhí)行該刑訴法條款規(guī)定時，應按照《解釋》第八十五條規(guī)定，即只有在受損失單位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情況下，才受理人民檢察院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 　　三、關于附帶民事訴訟中依法負有賠償責任人的范圍問題 　　附帶民事訴訟負有賠償責任的人是民事訴訟

16、義務的直接承受者。因此科學合理地確認負有賠償責任人的范圍及確定適格的附帶民事訴訟被告，是保障附帶民事訴訟活動正常進行及保障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合法權益的前提基礎。關于附帶民事訴訟中依法負有賠償責任的人，最高人民法院《解釋》中列舉了以下幾種： 　　(1)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及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共同被告人; 　　(2)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jiān)護人; 　　(3)已被執(zhí)行死刑的罪犯的遺產繼承人; 　　(4)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審結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遺產繼承人; 　　(5) 其他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 　　對于上述各類負有賠償義務人中，《

17、解釋》規(guī)定盡管比較明確，但實際審判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1、關于單位犯罪的民事賠償責任問題。97 刑法中規(guī)定的對單位犯罪處罰，絕大多數情況下實行的是雙罰制，即對單位判處罰金， 又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判處自由刑和罰金刑。少數情況下實行的是對單位犯罪的單罰制，即只處罰自然人而不處罰單位( 如私分國有資產罪)，但無論是雙罰制還是單罰制， 作為自然人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都要受到刑事處罰。附帶民事訴訟中，受到刑事處罰的自然人是否還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呢?筆者認為，其不應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而應由其所在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因為從單位犯罪的主體特征來看，單位犯罪主體是單位而

18、不是自然人，即包括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等，自然人雖然被判處刑罰，但從刑法理論來看，其實際上還是由自然人承擔了單位刑事責任，處罰的主體還是一個，即單位。其次從單位犯罪的構成理論來看，單位犯罪直接主管人員及直接責任人員所履行的是職務行為，其謀取的利益屬于單位而不是個人，即所謂“法人利益說”。因此單位犯罪造成物質損失，仍然應由單位而非由其個人承擔，否則有失公正，與其所犯罪行不相稱。且從客觀情況來看，單位犯罪所涉及的經濟損失數額比個人犯罪數額大得多，讓其承擔責任或承擔連帶責任，則可能使其自由刑滿后，仍然要長期甚至終生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這也不利于被告人的改過自新。 　　2、關于沒有被追究

19、刑事責任的共同被害人范圍確定問題。 從民法通則規(guī)定來看，對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實踐中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共同被害人在公訴案件中包括被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共同被害人以及參與共同侵害，但情節(jié)顯著輕微未被立案偵查的人，在自訴案件中，包括自訴人提起自訴，但被人民法院宣告不構成犯罪的違法行為人，以及自訴人未對其提起訴訟，但其對損害結果負有一定過錯，尚不構成犯罪的共同侵害人，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guī)定，“共同侵權人對侵害結果負有連帶賠償責任”，因此，如果人民檢察院或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沒有對上述主體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之規(guī)定，通知其參

20、加訴訟。 　　3、關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jiān)護人作為負有賠償責任人的問題。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是指年滿十四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少年被告人。這些被告人在民事訴訟中一般屬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三條規(guī)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的損害，監(jiān)護人承擔賠償責任。因此，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jiān)護人一般情況下負有賠償責任。但在審判實踐中，應注意下列幾個問題：一是不能將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jiān)護人負有賠償責任絕對化，因為其監(jiān)護人之所以負有賠償責任，系建立在未成年刑事被告民事行為能力受限制基礎之上，但并非所有未成年刑事被告人都是限制行為能力的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

21、題意見(試行)》中規(guī)定，“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能夠以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并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可以認定為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睂@部分未成年但已取得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刑事被告人，監(jiān)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法理基礎已不存在，故該部分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造成物質損失的，其監(jiān)護人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當然，其親屬自愿賠償的不在此列。 二是不能將監(jiān)護人負有賠償責任一律理解為承擔全部的賠償費用。因為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三條規(guī)定，監(jiān)護人在兩種情況可能只能承擔部分或完全不承擔實際賠償費用。1、監(jiān)護人盡了監(jiān)護責任的， 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2、 有財產限

22、制民事行為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支付賠償費用，不足部分由監(jiān)護人適當賠償。也就是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如果具有財產足以支付賠償費用，其監(jiān)護人無須再支付賠償費用。只有在被告人本人無財產可供賠償的情況下，其監(jiān)護人應承擔全部賠償費用。另外，根據《民法通則》113條的規(guī)定，單位作為監(jiān)護人的，如果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無財產可供賠償，其也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4、 關于已被執(zhí)行死刑的罪犯的遺產繼承人及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審結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遺產繼承人作為賠償責任的問題。對此類案件，由于其繼承人繼承了已死亡罪犯的財產，因而罪犯本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由繼承行為而轉致其繼承人，故應將其繼承人作為附帶民事被告參

23、加訴訟。但這里必須注意的是，如果繼承人放棄了對財產的繼承，就不能作為民事被告人參加訴訟，法院應終止對死亡罪犯的附帶民事訴訟。對呢些繼承人明確放棄繼承，但確有財產存在的已死亡罪犯賠償問題如何處理，筆者認為應參照繼承法有關規(guī)定，由人民法院將該罪犯所擁有的財產提存，直接用于清償債務，不足清償的不再賠付，多余財產上交國庫。 　　5、 關于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范圍確定問題。根據民法通則及有關行政法規(guī)、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在某些法定條件下，有關單位和個人要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如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企業(yè)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的活

24、動承擔民事責任?！钡谝话俣粭l規(guī)定，“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利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贝送飧鶕嘘P行政法規(guī)、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個體司機的雇主、 取保候審被告人的保證人等負有連帶賠償責任。但這里需要討論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其職務過程中以及企業(yè)工作人員在其所經營工作職責范圍內犯罪，侵害他人的造成他人損害的，承擔民事責任主體究竟是一個還是兩個主體，即單位和個人是否都要承擔民事責任。筆者認為，既然民法通則明確規(guī)定了履行職務行為侵害他人應由其所在單位承擔民事責任，因此就不能再要求刑事被告人再承擔民事責任。如單位司機交通肇事犯罪造成他人損害的，

25、應由其單位承擔民事責任，但目前不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中均是由刑事被告人與所在單位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并無法律依據，因為是否要承擔連帶責任，只能依照民法通則有關規(guī)定，而民法通則中對承擔連帶責任的情形規(guī)定的比較明確，履行職務的發(fā)生侵權行為不在其列。至于其單位賠償后，如何與刑事被告人再清算是單位與被告人之間基于本單位內部的規(guī)定和合同的約定來解決，是單位與其工作人員內部的事，這是履行職務的侵權行為與普通侵權行為區(qū)別所在，不應相互混淆。 　　四、附帶民事訴訟審判操作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現行刑訴法及最高法院《解釋》中對如何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有明確規(guī)定，但在實際做法中卻不盡一致，

26、無論在程序設計和實體處理上有些問題尚需進一步研究、規(guī)范。 　　1、關于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應在何階段進行的問題。 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除人民檢察提起的以外，可以調解，但調解工作應在庭審何階段中進行，實踐中做法不一。有的審判人員將調解活動放在法庭調查之中，有些則在合議庭對刑事部分作出評議后，有的甚至在法院剛收案，刑事部分庭審尚未開始即進行調解。筆者認為，除適用簡易程序外，無論是公訴案件還是自訴案件的調解工作，均應按照《解釋》第一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在法庭辯論終結后進行。這樣做的理由是：(1)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只能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調解，才能稱作合法調解，未經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

27、 難以把握事實和是非，調處的質量就難以保證。(2)被告人愿意積極賠償， 彌補其犯罪的損失，是被告人認罪悔罪的一種表現，理應作為量刑的酌定參考因素，如果在合議庭做出評議后再調解，則勢必將民事部分處理與刑事處罰脫節(jié)，不利于對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和體現刑罰的公正公平。 　　2、 關于被告人賠償能力對附帶民事訴訟實體處理的影響問題。被告人的賠償能力對附帶民事訴訟實體處理如賠償數額的確定，有一定影響是不爭的事實。但目前審判實踐中，少數做法有些極端，如以被告人無賠償能力為由，駁回原告人起訴的問題。筆者認為此種做法甚為不妥，理由是：(1)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賠償請求權是基于侵權行為產生的侵權事實，只要侵

28、權事實存在，其侵權行為與侵害結果有因果關系，被害人就應該享有訴權。 以無賠償能力駁回原告人起訴實際上剝奪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勝訴權。(2) 被告人是否具備賠償能力，在法院審理階段，由于刑事訴訟的審限要求， 審判人員在如此倉促的情況下也難以查清被告人是否真正無賠償能力， 況且除被執(zhí)行死刑的罪犯外，多數刑事被告人即使現暫時無賠償能力，也并非永遠無賠償能力，故筆者主張對被告人有無賠償能力問題，應交由執(zhí)行階段解決，法院在執(zhí)行過程中，如查明被告人確無賠償能力，完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做出中止或終結執(zhí)行的決定，這樣既保證被害人的勝訴權，也符合民事案件審理、執(zhí)行的一般規(guī)律。 　　3、關于人身損害賠償類附帶民

29、事訴訟賠償數額的確定問題。 由故意傷害、故意殺人、交通肇事引發(fā)的屬人身損害范疇的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案件，目前仍然占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絕大多數。審理這部分案件時，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賠償數額的確定問題。目前，解決附帶民事訴訟的裁判處理基本上是按照交通事故處理的賠償標準來確定賠償數額。筆者認為，在目前情況下，該標準可以參照，但并非不能逾越，因為(1)該標準是公安部門對交通事故類賠償的特殊規(guī)定，并非能對所有類型的人身傷害案件都具有當然的法律效力。(2) 交通肇事的賠償標準與實際情況相比明顯偏低， 顯然不能滿足受傷害人的實際需要，如營養(yǎng)費、交通費、差旅費等， 因此應當允許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在考慮

30、被害人的損失程度與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的基礎上參照交通事故的賠償標準，作一些必要的增加處理。在調解處理過程中只要被告人愿意多賠付，應予準許。在判決處理案件中，如果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確有誠意提出高于有關規(guī)定的賠償數額，但被害人仍不接受，調解不成的，判決時也可以按被告人愿意賠償的數額來確定賠償金額。當然其積極賠償的主觀愿望，可在量刑時酌情從輕的情節(jié)中予以考慮。 　　4、關于附帶民事訴訟中先予給付的問題。 對于確因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及其親屬生活十分困難或被害人急需醫(yī)療費用的情況下，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可以按民事訴訟法中規(guī)定，裁定被告人先行給付，但在裁定先行給付時應注意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刑事案件事實基本清楚，二是先行給付的數額不得大于被害人的訴訟請求，這樣做不僅能及時解決被害人的實際困難，也有利于安撫被害人及其親屬的情緒，有利于對一些矛盾易于激化的案件順利處理，且也為裁判文書生效后的順利執(zhí)行打下基礎。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 (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