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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對比 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對比 2015/09/14 人類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過程中絕非是隨心所欲的，他們不僅無法選擇自己創(chuàng)造本民族歷史的時代境遇，也無法超越特定的條件限制，只能是延續(xù)著前人所創(chuàng)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創(chuàng)造真正屬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氣象。通常意義上，不同民族創(chuàng)造的民間文學作品是文人文學發(fā)展、變遷的一個重要的資源或推動力量，像漢族的民間歌謠之于《國風》，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記》，唐僧的傳說之于《西游記》。[1]因

2、此，我們研究“文人文學”（或曰“雅文學”）絕不能忽視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養(yǎng)文人文學的精神之源。 一、作為“地方性知識”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 中國是詩的國度，《詩經》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詳細地記錄了商周時期的社會生活，它是在歷史的發(fā)展、演進中最終被塑造為文學經典的。因此，我們理解《詩經》必須回到孕育它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詩》是承載著一定的社會功能、特殊時代的歷史記憶和某一地區(qū)風土人情的集體記憶。其中最為當代學者所重視的十五《國風》的地域特征尤為突出，它展現了特定時空架構中人們理解社會的方式，即某種形式的“地方性知識”。 “地方性知識”的形成方式和

3、思維模式不同于現代科學創(chuàng)造知識，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間內，人們根據日常生活所積累的經驗總結的不具備體系結構的知識。一方面，它有別于大學和科研機構創(chuàng)造的結構性強、邏輯嚴密的知識。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識”更多針對農業(yè)生產、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的生產活動的物質性基礎。學術界圍繞這一概念曾展開過廣泛的討論，由于它是從人類學研究中拓展、延伸出來的，我們仍需要將其置放于人類學研究視域中進行討論。在文化的諸多構成元素中，我們不應將人的行為、人的情感或者物質性空間的事物作為重點，而是要將人們認識事物的概念以及構建這一切的原則作為關注的焦點。任何形式的理論在其誕生之后被譯介到其他文化體系中，

4、都會發(fā)生不同程度的變異。就“地方性知識”的內涵而言，我國學者指出這一學術概念最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與西方社會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邏輯推演基礎上的知識模式形成鮮明對照；其二，它的基本構成是現代社會的現代性知識，而不是傳統(tǒng)文化模式下的傳統(tǒng)知識；其三，“地方性知識”往往為特定地域、特定空間的掌握者所享有，是無法與特定對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語境脫離關系的存在。人類學家在試圖了解某一族群的歷史記憶，乃至于走進他們的心靈深處時，最好的途徑之一就是與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作品的持有者之間進行有效對話。由于早期形態(tài)的文學作品并不具備完整的體系、鮮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題，他們屬于籠罩在歷史迷霧中“

5、口耳相傳”的精神遺存，通常將其稱為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他們應該被納入到“地方性知識”的范疇中進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處的文化形態(tài)不同，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以廣泛分布在貴州的苗族為例，他們曾經擁有本民族的文字，卻由于逃避戰(zhàn)爭和民族遷徙的需要，將原本屬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燒。最終，當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了。因此，屬于苗族的歷史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得到傳承和延續(xù)的：其一是在苗族群眾中傳唱的民間歌謠和民間諺語，既涵蓋了苗族群眾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積累的經驗，也涉及到他們從社會經驗中所總結的帶有鮮明地域特征的“知識體系”。但這種知識的獲得并不是建立在現代西

6、方實驗科學和理性精神的基礎上，更多地表現為“前經驗主義”的歷史累加。但我們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尋找歷史的痕跡，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識”的歷史淵藪。我們不僅可以在民間文學中發(fā)現民族歷史遷徙的痕跡，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歷史發(fā)展早期的生命體驗。如果說《苗族史詩》中記載的“溯河西遷”僅僅是某一地區(qū)、某一支系苗族的歷史記錄，我們還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廣泛意義的歷史記憶。以《洪水滔天歌》為例，它分為“洪水滔天”和“兄妹結婚”兩部分，圍繞著姜央和雷公展開敘述，當二人的爭執(zhí)最終引發(fā)滔天洪水之際使得人類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天上嘩嘩下，地下無路淌，洪水滿地流，水小浪滾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漲。姜央老公

7、公，相兩和相芒同坐葫蘆里，隨水起，水淹過屋頂……淹沒千條嶺，沉沒萬條沖、淹沒萬年杉，沉沒萬年松，淹沒千支奶，沉沒萬支公，寨邊朋友絕，樓門伴侶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蘆里……拉著大棕索，向著天上劃，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賬算。 古歌的內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為藍本，卻又充滿著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蘆中。如此的描寫使得我們對于苗族先民所經歷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遙遠，瞬間拉近了讀者和苗族先民的心靈距離。但古歌的價值還不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場景、勞動方式、文化形態(tài)以及思維觀念都深深地烙上了歷史的印記，是苗族先民在特定歷史階段中勞動生活的某種形式的折射。人們可以通過苗族古歌的描寫與

8、現代生活進行對比，進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異。同時，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現的生存智慧、以及他們應對艱難生存環(huán)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經隨著苗族的集體記憶不斷沉淀，成為凝聚起民族認同感的文化資源。同樣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歷史傳說都有反映，苗族在歷史上極有可能也經歷了類似的歷史事件，從側面說明了苗族古歌的確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歷史發(fā)展的痕跡。上述兩則古歌分別記錄了特定苗族支系的發(fā)展歷史、以及苗族先民的關于上古洪水的集體記憶。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苗族先民是將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經驗、歷史遺存和情感表達都內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僅僅是單純意義層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廣泛意義層面的詩性

9、言說。 二、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碰撞的契機 作為“地方性知識”構成要素之一的民間文學必須要面對“現代化”的考驗，它不僅要成為記錄、反映和描寫某一民族歷史發(fā)展的精神載體，也應該成為支撐古老民族面對現實的拯救。同樣以苗族民間文學作品為例，它是維系苗族社會繁衍、發(fā)展的精神動力，如果僅僅是停留在原始的經驗積累階段，只能是被現代文明所制造的鴻溝所阻隔，無法參與到當下的社會發(fā)展和文明進程中。我們認為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能否參與到當下的文學建設中來，往往需要一定的歷史性機遇。我們無意于辨析兩種形態(tài)的知識究竟哪一種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中更有現實意義，或者說對于我們解決諸多的現實問題是否能夠提供參考性

10、意義。事實上，西方學者很早就針對非地方性知識的邏輯構成方式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西方文明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細化，能夠將研究對象拆分為若干構成元素。但卻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為拆分的思維模式中，最終遺忘了將某些構成元素重新拼裝起來。他們的反思開始于20世紀中葉，根本目的在于彌合傳統(tǒng)文明形態(tài)與工業(yè)文明之間的差距，試圖實現二者之間“無縫隙”的對接。正是受到這一價值訴求的啟發(fā)，現代人開始重新審視長久以來被我們所忽視的“地方性知識”———其中就包括少數民族在歷史發(fā)展中創(chuàng)造、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延續(xù)至今的民間文學。特別需要指出的是，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的社會劇變對于形成我們今日的多民族概念產生了深遠的影

11、響?！坝芍性蹏矫駠喸?，除了許多內部體制的改變與國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變化便在傳統(tǒng)中原帝國的邊緣。這變化是，舊帝國的邊藩、屬部、部落與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漢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廣大漢與非漢區(qū)分模糊的人群，在經由一方學術調查研究、分類與政治安排后，被識別而成為一個個少數民族。” 根據上文的論述，我們意識到當我們不是從純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觀察者的角度審視“華夏民族”和周邊民族的生存邊界時，就會發(fā)現我們對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將近百年以來所形成的認識視為千年不變的歷史事實。因此，當我們試圖分析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文化遺產時，必須要建立適當的取舍標準。不僅要考量我們所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否

12、真正擁有漫長的發(fā)展歷史，符合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同時，我們也要以審慎、客觀的態(tài)度去處理文人文學在吸收、借鑒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時所采取的策略。在傳統(tǒng)意義層面上，民間文學并不受到重視，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同時，明清兩朝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當地“溪峒文化”的制約，民間文學中的古歌、歌謠、民族史詩長期被忽視，成為游離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邊緣文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成果不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事實上，身處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會與誕生于人民群眾中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發(fā)生直接的聯系。這當中有兩個例子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其一是屈原所開創(chuàng)的“楚辭”，第二是

13、劉禹錫創(chuàng)造的“竹枝詞”。 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國文人在本國巫風盛行的文化語境中，根據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語言表達習慣，將楚國民間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形象、歷史遺跡，乃至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物、事件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素材。由于楚國長期與中原地區(qū)隔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文化傳統(tǒng)，代表當地少數民族的民間傳說、民間歌謠也沾染了厚重的巫術色彩。他們是楚地人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生活積累所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屈原被貶之后獲得了親近民眾、了解民生疾苦的機會，也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間文學作品創(chuàng)造了碰撞的契機，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鑒楚國民間文學養(yǎng)分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學兩大源頭之一的“離騷”。類似的故事

14、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詩人劉禹錫被貶夔州之際，獲得了親近民眾、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間文化的機遇，創(chuàng)造性地將流行于巴蜀地區(qū)的竹枝詞吸收為文人文學的創(chuàng)作范式。這種藝術表現形式的突出特點是“志土風而詳習尚”，重點以表現當地民眾的風土人情。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之間并非鴻溝深隔的兩種藝術范式，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交流、相互補充的空間。[7]通過上文分析，我們發(fā)現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能夠建立起聯系，關鍵在于三點：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眾歷史文化的凝聚，展現了特定歷史語境中人類最真實、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態(tài)；其二，二者在情感表達和價值訴求層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

15、特定民族在本民族歷史發(fā)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審美范式的具體表現；其三，不同歷史階段的人民群眾都能夠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和文人文學中感受到相對穩(wěn)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它提供了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之間可能發(fā)生碰撞的契機。 三、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互動性 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是特定民族歷史文化的凝聚，作為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文本，它所承載的絕不僅僅是文字的記錄和歷史的痕跡，更多的則是屬于某個民族文化延續(xù)和發(fā)展的證明。二者的互動關系從19世紀中葉逐漸增多，這也從客觀上說明了中國社會在這一階段發(fā)生的深刻變革。 進入到20世紀，隨著“純文學”觀的建立，人們對少數民

16、族民間文學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變化，集中表現為以突顯民族意識的目的去認識文學作品。我們認為“一個民族的族群意識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環(huán)境去回窺和審視‘我者’的。”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互動關系開始出現新的模式———民間文學流向文人文學的“單行道”正在被取代，具有少數民族身份和強烈民族意識的民族作家主動地承擔起文學創(chuàng)作的使命。他們采取20世紀所流行的小說、戲劇、散文等體裁，將自己對家鄉(xiāng)的認識、對民族記憶的拒絕轉化為新時代的民族之聲。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從湖南的湘西走出了一位偉大的苗族作家沈從文，他可以被認為是具有鮮明民族色彩和現代文人意識的第一人。在沈從文的身上，我們能夠感受到湘西的原始，也能夠體察到湘

17、西水鄉(xiāng)的純美。無論是翠翠的美貌，或是天保、儺送的競爭，作者力圖表現的都是人性深處最美好的一面。我們從沈從文小說中看到的正是文人文學從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中所獲得靈感的新趨勢，它展現了苗族群眾千年來傳承的文化傳統(tǒng)，也就是這個民族最重要的共同心理。這是因為，為了增強本民族的凝聚力，或者說組建民族共同體，他們總是要努力彰顯某一民族的獨特性、特殊性，包括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tǒng)的。他們在其上賦予豐富、強烈的情感，最終使其成為某一民族的情感標志。在某些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中，他們會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構建自己所認可的文化風格，我們在構建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之間的聯系時，不僅要考慮到二者的互動效應，也要考慮到

18、現代社會對其可能產生的沖擊。首先，傳統(tǒng)意義層面的文人文學或主要抒發(fā)作者本人的內心情感、或以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現實為表現對象，甚少涉及到周圍的環(huán)境因素。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中的文本大量誕生于原始社會，帶有濃厚的原始思維特征，先民們在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時更多地是基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考量。僅從這一點而言，我們就應該意識到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對于當下文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它首先在于為我們理解周圍環(huán)境提供了新的價值選擇。其次，現代意義的少數民族作家們究竟應以何種面貌出現在當代文壇，才可以被認定為彰顯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這仍舊是一個沒有達成共識的問題。但我們始終堅信，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并非壁壘分明的文學范式，他們同樣是特定歷史階段中民族記憶的顯現。所不同的僅僅是表現方式和主題選擇略有不同，二者的互補性正好填補了對方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