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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九世紀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變遷的縮影 ——廣東順德縣一個鄉(xiāng)村家庭的歷史 （發(fā)言概要）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在十九世紀中國的發(fā)生的巨大的歷史轉變過程中， 珠江三角洲地區(qū)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核 心的地區(qū)， 十九世紀前半期廣州貿易的繁榮， 把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推到成為中國以 至世界貿易的一個中心的地位， 經歷十九世紀中期的戰(zhàn)爭之后， 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貿易 制度改變，通商口岸的開放，特別是上海、香港興起，并逐步取代廣州的地位，對珠江三角 洲的社會經濟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 主要與西方人打交道的廣州商人的生意轉移到 其他通商口岸，另一方面，隨著整體

2、上中西貿易規(guī)模的擴張，以上海、香港和廣州等通商口 岸為中心的貿易， 帶動了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空前繁榮。 對于這一轉變過程的許許多多具體的 情形，我們目前大多只有一般性的概念，對幾乎所有的方面，都還缺乏深入的研究，了解甚 少。 在這里， 我們試圖通過一個普普通通的鄉(xiāng)村家庭在十九世紀后半期的經歷， 看當時珠江 三角洲社會經濟生活的一些變化， 并試圖討論這種變化所反映出來有關十九世紀后期珠江三 角洲社會經濟轉變趨勢的若干問題。 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順德縣沙滘鄉(xiāng)，北距清代著名的工商業(yè)城市佛山約十公里左右， 南面與著名的桑園圍相鄰， 在十八十九世紀商業(yè)化所奠定的基礎上， 這一地區(qū)在十九世紀后

3、 期較快地開始了鄉(xiāng)村近代化的進程。 我將討論的對象， 是生活在這一環(huán)境下的一個普通的鄉(xiāng) 村家庭。 這個家庭的成員， 既沒有功名， 也沒有人涉足官場， 惟隨當?shù)厣鐣洕h(huán)境的改變， 由小農轉為小手工業(yè)者， 再由小手工業(yè)者上升為手工工場主， 然后又轉而從商， 并向海外發(fā) 展。 其事業(yè)遠達南印度洋的島國， 但根基又始終未離開鄉(xiāng)土。 這個家庭在當時的珠江三角洲 一帶的鄉(xiāng)村中頗具代表性，是十九世紀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社會經濟變遷的一個縮影。 筆者選擇這個家庭作個案分析， 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家庭留下了一份相當難得的家族歷史 記錄—— 《沙滘楚旺房陳氏家譜》 。 這部于民國初年編纂的家譜的珍貴之處

4、， 是家譜編纂者 比較詳細地記錄了本家族的興衰歷史，其中對家庭的經營活動、親屬關系以及日常生活等， 都有許多具體的敘述，尤其在家譜后附了一份《大事年譜》 ，是這個家族的編年史，記敘了 這個家族從十七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發(fā)生的大事， 使我們得以比較具體地了解這個家族的歷 史。 這個家庭的家長是陳竹虛與陳喬年兄弟，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先后出生于 1828 年 和 1841 年。他們的父親 1862 年去世以后，他們仍長期維系著同財共居生活，長達 36 年之 久。直到他們的兒子一代，才在 1898 年分析為 6 個家庭。按照珠江三角洲地區(qū)普通家庭的 習慣，這個家庭有一個堂號，由兄弟二

5、人的別字中各取一字組成，稱為“遠枝堂” O為敘述 方便，下面我們也用“遠枝堂”來指稱這個家庭。 在竹虛喬年兄弟的曾祖一輩， 大約十八世紀后期， 這個家庭幾乎沒有自己的耕地， 是鄉(xiāng) 村中的一個貧窮的小手工業(yè)者家庭了。 到竹虛喬年的父親衡齋， 仍然主要依賴一臺織絨機維 持一家生計，同時也兼耕基塘（很可能是租別人的基塘） 。竹虛與喬年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 以織絨為主， 以種桑養(yǎng)魚為副的鄉(xiāng)村小手工業(yè)者家庭。 大概由于十九前期的絲織品的市道較 好，在 1828 年竹虛出生時，這個家庭已經基本上可以勉強維持溫飽生活，甚至逐漸積累了 一點資金。 1832 年，衡齋用 13 兩的價錢買得一塊桑地，

6、面積 0.33 畝，稍后又將竹虛送進私 塾讀書。 衡齋的這些努力， 奠定了起兒子竹虛、 喬年及其下一代所開創(chuàng)的遠枝堂事業(yè)的基礎。 1841 年， 年僅 13 歲的陳竹虛跟隨族人到順德縣的勒流鎮(zhèn)的絲織工場做學徒， 1845 年滿 師后，竹虛先后在桑麻、逢簡等鄉(xiāng)（位于沙滘東南方，在現(xiàn)順德縣杏壇鎮(zhèn)轄區(qū)內）的絲織作 坊做了幾年雇工。在此期間，由于“連年絨業(yè)頗佳竹虛公亦食力有余，家蓄漸裕。 ”到 1852 年，竹虛不愿再長期受雇于人，便回家說服父親，將二十年前買下的那塊桑地作抵押，借了 三十兩銀子為資本，與堂兄乾體、恒體合伙，購置了五臺織機，到勒流鎮(zhèn)開設了一家織綢作 坊。年僅十一歲的喬年也

7、隨兄到了這個作坊做學徒。當年年底，乾體、恒體退出，這個作坊 便成為竹喬兄弟獨資經營的家庭企業(yè)，從此開始了遠枝堂的事業(yè)。 1850 年代，適逢廣州的生絲和絲織品出口市場最盛之時，遠枝堂的織綢作坊連年獲利， 生產規(guī)模因此得以不斷擴大。竹喬兄弟以經營作坊所獲利潤，買田購地，建屋置機，并在這 是時期先后娶妻納妾。 1862 年，他們的父親衡齋去世。這一年，也是“生意最佳”的一年， 除了喪葬費用的開支外， 獲利猶豐。 他們經營的絲織工場最盛時達到了擁有五十臺織機和上 百個雇工的規(guī)模。 （關于絲織場的情況，見第二節(jié)）但到 1886 年，遠枝堂經營的織綢工場首 次出現(xiàn)了虧損，虧損額達到了數(shù)百兩

8、至多。此后更是連年虧損，織綢業(yè)從此一蹶不振。 就在織綢業(yè)不景氣時， 遠枝堂的第二代陸續(xù)長大成年。 絲織業(yè)的衰落， 促使他們把目光 轉向了商業(yè)和向海外發(fā)展。遠枝堂的第二代歷盡坎坷，在海外開創(chuàng)了一番新的事業(yè)。 先是，在光緒初年 （1880 年前后 ） ，陳竹虛除了讓其長子繼續(xù)求學，以圖仕進之外，先后 令其余的子侄綴學， 參加絲織工場的生產和經營活動。 其中竹虛的次子永貞從事買絲， 喬年 的長子彭孫（永祺）在先是在工場做學徒，后也參與買絲，其間又曾到佛山學習辨別銀色， 到沙滘附近的市鎮(zhèn)樂從跟族人恢達學 “代客買絲” （即專為其他絲織作坊采買原材料） 。 這些 經歷， 使彭孫不但掌握了專

9、門的商業(yè)技術， 更濡染了一身商人的精神。 遠枝堂的第二代由此 踏入了由鄉(xiāng)村手工業(yè)者通向經商海外的門徑。 光緒十一年（ 1885 年） ，一心往商業(yè)發(fā)展的彭孫與鄉(xiāng)人合股，創(chuàng)號福興隆，運售廣東土 貨到海參威貿易。 他們原計劃在俄國收購金砂回來。 后因合伙人中出現(xiàn)了貪污行為， 他們在 俄國訂購的大批金砂還未成交，其他股東便決定收盤，致使“福興隆”商號剛開張便以虧本 告終， 遠枝堂的 1000 兩股本只收回了 700 兩。 不過， 彭孫從俄國回來時， 將收回的股本 “盡 販鹿筋鹿角以歸，獲利千余兩” 。彭孫回家后，又有人來找他合資往北方經商，彭孫吸取上 次教訓，感到“前車可畏” ，拒絕與

10、人合資。但就在這時（光緒十二年， 1886） ，遠枝堂在家 鄉(xiāng)經營的織綢工場首次出現(xiàn)虧損，而彭孫仍“深信北省有為，存志甚奢” 。到光緒十三年 （ 1887 ） ，他向族人陳瑞田（在南洋經營礦業(yè)， “富稱巨萬”的富商）貸款 3000 兩，另外陳 瑞田自己也附股 1000 兩，創(chuàng)辦“永貞祥”商號，與竹虛長子澤霖，喬年次子子余一同前往 海參威、伯力。他們此行采買了一批鹿筋鹿角、北芪等藥材，據(jù)說有的獲利數(shù)倍，有的則虧 損， “截長補短，僅保其母” 。此后，他們放棄了在北方做生意的努力，將目光轉向南洋。 這時， 遠枝堂在家鄉(xiāng)經營的綢業(yè)連年虧折， 靠接二連三地向祖嘗和戚友借貸維持家庭生 計和

11、企業(yè)的生產。面對“家用日增，資本日促”的困境， 26 歲的彭孫決意到南洋尋求發(fā)展。 彭孫先是到南非拿登開設“永泰”商號，經營數(shù)月，略獲微利。后來因另一族人祿臣在 留尼汪島 （Reunion） 的布邦 （Bourbon） 開設的“泰興隆”土貨店發(fā)生虧損，該店的股東之一陳 瑞田， 命彭孫將永泰號收盤， 到留尼汪代他監(jiān)督永泰號的經營， 并將自己和其他幾位股東名 下的泰興隆股本送出一半給彭孫，作為酬勞。彭孫幾經周折，于 1892 年到達留尼汪，發(fā)現(xiàn) 泰興隆的虧損并不算嚴重，便接手繼續(xù)經營，做了一筆柴魚生意，獲利萬余元后，他察覺到 泰興隆內部人事關系復雜， 便決定收盤。 由于彭孫受陳瑞田等股

12、東委派接管泰興隆時得到了 股東們送出的一半股份， 所以收盤時他獲得了本利 1400 余元 （估計是法郎） 。 彭孫從此開始 擁有了一筆屬于自己的資本。隨后，他用其中的 1000 法郎，和其他人一起集股 5500 法郎， 收購了族人祿臣的一間正在籌辦的煙絲店。這間以“同德”為字號的煙絲店，成為后來遠枝 堂的主要海外企業(yè)。 就在陳彭孫在留尼汪等地致力于開創(chuàng)新的事業(yè)之時， 他的胞弟陳子余亦看到 “家中生齒 日繁，生計日促，傾敗之憂，為日孔邇” ，遂不顧伯父陳竹虛的阻攔，離家到馬來西亞開辦 榮康礦號，集股 14000 元，其中遠枝堂占股 5000 元。同年，彭孫受瑞田之子陳業(yè)棠的委派，

13、 也到南洋的錫山在一家由陳業(yè)棠為大股東的商號中經理其事， 并于次年集股 13000 元在錫山 創(chuàng)辦安榮礦號。竹虛的長子澤霖、次子子壯也在這兩年先后到南洋。 1896 年，遠枝堂又在 家鄉(xiāng)開設了一間發(fā)昌雜貨店，一間綸豐絲綢店，以買賣絲綢為業(yè)。這幾年間，遠枝堂的企業(yè) 由以前單一的絲織業(yè)轉向了商業(yè)和礦業(yè)，并將投資的重點轉到了海外。 然而， 這些新的投資并未能解脫遠枝堂的經濟窘境。 此后幾年， 他們在南洋經營的礦業(yè) 因礦藏貧乏，產品跌價和資本不足而陷于失敗。在家庭人口日增，開支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這個大家庭連年靠借債維持。到 1898 年，遠枝堂連年積累下來的債務已超過了二萬兩。家 中機

14、房屋宇， 大多在借貸時充作了抵押物， 部份甚至已被債主取去抵債。 遠枝堂這些已面對 著一個“大本折盡、難再群居”的局面，加上作為大家長的陳竹虛又于 1898 年去世，這個 大家庭已很難繼續(xù)維持下去了。于是，在喬年的主持下，遠枝堂的第二代于 1898 年分析為 6個家庭。分家后的遠枝堂由一個大家庭轉變?yōu)橐粋€伙居的家族， 但在許多經濟活動中， 它 還常常作為一個實體與外界交往。 分家之后， 喬年與竹虛的三子子壯等人仍在家中經營綢業(yè)， 竹虛長子澤霖則在家鄉(xiāng)的祠 堂中設私塾教書， 彭孫及永貞、 子耀專致力于合作經營在留尼汪的同德煙店。 從 1899 年起， 同德煙絲店的生意逐漸好轉，連年

15、獲利。遠枝堂所欠債務遂得以逐年清還。至 1906 年，除 仍欠族人子群的利息一千兩外 （此項亦在 1911 年清還） ， 遠枝堂基本上從沉重的債務負擔中 解脫出來， 由遠枝堂的第二代所從事的事業(yè)從此進入順利發(fā)展時期。 遠枝堂不但陸續(xù)收購了 同德煙絲店的全部外股， 而且先后在海外及廣州開辦了一些新的企業(yè)。 與此同時， 彭孫的兒 子懋謙等人開始移居廣州。 這個家庭的歷史， 上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 下則延續(xù)到二十世紀初， 二十世紀在中國更 急劇的社會動蕩中， 其命運如何我們一時沒有資料可考， 但與十九世紀以前相比， 我們看到 十九世紀后半葉這個家庭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這些 變化，多少體現(xiàn)

16、了十九世紀珠江三角洲 社會經濟的變化對這個家庭的生存方式和家庭關系的影響。 首先， 我們看到， 十九世紀后期， 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經濟曾經有一個比較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 雖然更多通商口岸的開放， 令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廣州失去了壟斷貿易的地位， 但作為一 個已經有非常深厚的商業(yè)化基礎的珠江三角洲地區(qū)， 更多的通商口岸的開放， 廣州與北方各 通商口岸之間的貿易增長， 給這個地區(qū)帶來了除歐美和印度以外的更大的市場空間。 尤其是 1850 年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的生絲和絲織品出口一直呈增長勢頭，本地的生產獲得了前所 未有的發(fā)展。 以往的研究，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這個地區(qū)在十九世紀后期出現(xiàn)了一批使用

17、機器 繅絲的工廠， 從順德沙滘鄉(xiāng)遠枝堂的發(fā)家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區(qū)還有為數(shù)可能更多的 絲織工場在這個時期涌現(xiàn)出來。 從其他許許多多的現(xiàn)象我們可以看出來， 珠江三角洲在十九 世紀后期的經濟是非常繁榮的， 大量的財富集中在這個地區(qū)， 如遠枝堂這樣的鄉(xiāng)村家庭， 在 這個時期從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發(fā)展成為工場主和商人，恐怕不是偶然出現(xiàn)的特例。 我們雖然沒有多少個這樣的家庭作為研究的個案， 但是，從當時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鄉(xiāng)村 經濟的情況看，當?shù)卮蟛糠值泥l(xiāng)村家庭相信已經同外部市場有極為緊密的聯(lián)系， 他們的經營 活動，已經完全是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結構下面進行的。 因此考察十九世紀珠江三角洲地

18、區(qū)的 經濟狀況，并不能只從本地經濟盛衰的角度來看，尤其不能只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作出分析， 需要從市場的整體的結構性變化的角度來考察。 如果我們把這個家庭，看作是一個企業(yè)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他們的海外經營和家鄉(xiāng)的經濟，完全是一體的。這一點，對于我們研究 在象廣東、福建這樣具有廣泛海外聯(lián)系的地區(qū)的家庭和企業(yè)經營機制來說， 也許有著十分重 要的意義。我們也許需要走出“鄉(xiāng)村經濟”與“華僑經濟”二分法的套路，探索發(fā)展出一種 研究路徑和分析方法，對象遠枝堂這樣的把外海經營活動和家鄉(xiāng)經營與生計安排結合為一體 的經濟實體進行深入研究，方能真正了解十九世紀以后這些地區(qū)的鄉(xiāng)村經濟運作機制的真 相。 從一個家庭，一個企業(yè)、以至一個地區(qū)來看，經濟固然有興衰起伏，但經濟上的盛衰變 化背后，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宏觀經濟環(huán)境上的結構性轉型。 我們從遠枝堂這個家庭的歷 史中，就可以看到珠江三角洲在十九世紀后期經濟轉型的大致趨勢。 遠枝堂第二代到海外的 發(fā)展，可以說是在原有經濟結構下面人口增長和本地生產的市場飽和的壓力下的一種選擇， 但我們也可以看作是一個越來越開放的外部市場的吸引， 這兩方面的變化是統(tǒng)一的過程。 因 此，就華南地區(qū)而言，我們討論十九世紀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時，尤其需要把這個地區(qū)的經濟， 看成為一個開放的體系，否則，無法作出正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