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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人治村喜憂參半 1990 年代初期以來， 隨著民營經濟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的 勃興，先富能人當選村組干部成為常見現(xiàn)象。進入 21 世紀 以來，富人參政的跡象更加明顯，其中最典型的當屬浙江地 區(qū)，筆者 2010 年在浙東地區(qū) A 鎮(zhèn)調研時發(fā)現(xiàn)，該鎮(zhèn) 70％的 村支書和村主任由先富能人擔任。 增強村莊公共品供給 富人治村得以可能并成為一種趨勢主要有兩大原因。 一是鄉(xiāng)村社會結構發(fā)生改變，農村經濟分化逐步拉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的推進，農民因為職業(yè)和機遇的

2、 不同，在家庭收入上呈現(xiàn)出較大差異， 尤其是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個體、私營經濟比較發(fā)達，少數人通過做生意、開廠等脫離 農業(yè)，率先成為村莊富人，由此產生了明顯的經濟分層。村莊的經濟分化構成了村莊政治分化的社會基礎。 二是國家治理轉型下，對于基層治理，從政治取向轉為強調經濟發(fā)展，為富人治村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稅費改革以后，村莊的治理資源大為弱化，公共品供給出現(xiàn)困境，富人治村為村民帶來的公共品福利在這一特定時期意義凸顯。政府近年來―直大力倡導基層領導人的“雙帶”理念，即帶頭致富和帶領致富，許多地方政府在選舉中動員先富群體參加 選舉?；鶎咏M織如此定位成為

3、富人治村的又一社會基礎。 富人治理村莊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以私濟公。 F 村的書記和主任自上任以來，沒領過一分工資，私車公用也從未報銷過，就連平時跑項目的公關費用也是自己掏腰包，個人還捐贈了十多萬用于村莊的公共品建設。這為他們樹立了較高的道德威望。第二，專斷決策，作風強硬。富人由于擁有非凡的經歷，往往個人意志較強，在遇到阻力之時也往往有更大能量強力執(zhí)行。 F 村的黨員兼村民代表周某告訴我們，“黨員會議、村民代表大會上，反對意見從來都很少，即便個別人有不同意見，書記就會一臉的不高興，并找他談話。這樣下來，得罪了書記還沒有效果，大家也就更加沉默了。”第三，經營村莊效益至上。在村

4、中，從政的富 人往往用經營企業(yè)的理念經營村莊。 F 村自 2008 年起陸續(xù)推行小產權房建設，目的在于利用靠近市區(qū)的地理優(yōu)勢獲得豐 厚的收益，一套 30 萬元建設成本的房子可以賣到百余萬，但風險很大，一旦被國家查處，投資資金將全部被凍結，村莊將陷入困難。 提高參政門檻 富人因為擁有強大的財力和社會資源，可為村莊提供更多公共品，但依靠這種資源運作公共項目的同時也提高了其他人參政的門檻。更為重要的是，富人治村的產生方式以及治理手段將會產生重大社會影響。首先，以私濟公雖然樹立 起富人的個人權威，但為村莊的政治參與設置了 _一道高門檻，

5、沒有產業(yè)、沒有錢，基本也就沒有資格、當上村干部， 窮人被排斥于權力之外。這樣，經濟分化轉向政治分化，村民自治選舉也就成為了富人的專利。其次，專斷強硬的治理方式和作風導致村莊公共性的消弭。富人因為具有資源和較強的意志更容易推動決策的執(zhí)行與實現(xiàn)，窮人的意見往往很難進入富人的視野，底層群體的聲音無法得到相應的表達，而普通層的村民是村莊中的絕大多數，他們才是村莊主體。如此，村莊的公共性也在消弭。再者，富人治村追求經濟效益的治理邏輯與普通農民講求穩(wěn)定的邏輯容易產生沖突。身為老板的富人往往更多從經濟效益出發(fā)，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經營企業(yè)與治理村莊不同，企業(yè)的風險可由個人承擔，而富人對村莊決策的風險往往轉嫁到老百姓身上。 在經濟分化背景下，當經濟實力生產出村干部“道德標榜”時，普通階層的村民參政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富人治村不但不能推動民主發(fā)展，反而會導致基層民主走向萎縮。富人治村還可能會將分化的社會結構進一步固化，為社會平等與民主留下諸多難題。 (摘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