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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初年憲政失敗原因：社會全面腐敗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三權(quán)分立的現(xiàn)代體制，但朝野政治運作，不是揚新抑舊，把新制度的鞏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傳統(tǒng)的黑暗面激活，競相貪腐，以暴易暴。 民初憲政受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社會全面腐敗，而應對方式選擇不當，揚湯止沸。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三權(quán)分立的現(xiàn)代體制，但朝野政治運作，不是揚新抑舊，把新制度的鞏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傳統(tǒng)的黑暗面激活，競相貪腐，以暴易暴。 袁世凱是收買、暗殺、分化，黑白兩道交相為用 “民國既立，而袁氏之心理自若，彼以為天下之人，殆無有不能以官或錢收買者。故其最得意之策，在寵人以勛位，以上將、中將少將種種，其他或以顧問，或以贈與

2、或以其他可以得錢者之種種……夫袁公之意在消納反對。試問反對消納之后，袁公之意，果欲何為？”[1] 袁世凱追求的是大權(quán)獨攬。居然成立“軍政執(zhí)法處”。這個機構(gòu)聽命于大總統(tǒng)，可以隨意抓人、殺人。典型是張振武案。1912年8月根據(jù)黎元洪的密電，沒有經(jīng)過司法機關(guān)，袁世凱吩咐軍政執(zhí)法處把武昌起義領(lǐng)導人之一張振武和方維捕殺了。[2]明代“東廠”在這里復活。 要是說袁世凱本來是專制帝國的能臣，如此使用權(quán)力，駕輕就熟；令人震驚的是革命領(lǐng)導人，也見怪不怪，默許這樣的違法罪行。孫中山竟然認為： 袁世凱處理“張振武一案，實迫于黎（黎元洪）之急電，不能不照辦。中央處于危疑之境，非將順無以副黎之望，則南北更難統(tǒng)一，

3、致一時不察竟以至此?！盵3] 收買和控制報刊也是袁世凱的慣技。1913年2月，國會召開和制定憲法前夕，已被袁世凱和國務總理趙秉鈞收買的黑社會頭目應夔臣（即稍后暗殺宋教仁的組織者），極力主張糾正《臨時約法》的偏頗，憲法中應該規(guī)定大總統(tǒng)有解散國會的權(quán)力。這本來是光明正大的政治主張，但為了“令選舉最占優(yōu)勢的國民黨報館，鼓吹斯旨”，他竟用巨款收買《民強》報的王博謙、章佩乙?？纯催@兩位文人給應夔臣的信吧： “夔公偉鑒：昨日承賜款，感感。惟區(qū)區(qū)七百元，撒手即空……前晚所商之二百元，萬乞惠下……書到后，即希寵錫三百元……”應夔臣的批語是：“上海民報已照撥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飭員照送?！? “夔公大鑒：前

4、晚暢領(lǐng)大教，快何如之。所談憲法上改革條件，晤洪君（洪述祖）商定，已遵命屬筆于今日本報登出半篇矣……無論如何，終須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維持過去。公我黨偉人，既有志于建設事業(yè)，區(qū)區(qū)言論機關(guān)，想無不鼎力維持也?！甭煲獌r，落地還錢。應夔臣大筆一揮：“為國會事已照撥八百元。此批?！盵4] 應夔臣擺出一副主子的架勢，擲下要價的一半，乞求者就乖乖地任其驅(qū)使了。雙方的靈魂都暴曬在紙上。 這兩位老兄同時求助于內(nèi)務部秘書洪述祖。在應夔臣批復三天后，遠在北京的洪述祖也有回音了： “對于《民強》允月協(xié)五百元，先發(fā)四個月，頃已電博謙來取矣，免匯兌張揚也?！盵5] 一場秘密交易，這家原屬國民黨的報紙臣服袁世凱

5、了。 隨著革命而來的是暗殺也成了政治運作常用手段 最聳人聽聞的是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實際領(lǐng)導人宋教仁被刺案。 是誰殺了宋教仁？直接動手的是黑社會頭目應夔臣和他用錢買來的殺手武士英。 應夔臣是什么人？他是青幫頭子；辛亥革命前便與青幫大頭目陳其美有緊密聯(lián)系。1911年11月3日，上海軍民起義；11月6日陳其美被擁戴為護軍都督，應夔臣被任命為都督府諜報科長；在陳其美支持下聯(lián)絡1907年8月18日在東京成立的以會黨為基礎(chǔ)的共進會的殘余勢力，重組共進會，出任會長。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他奉陳其美之命組織衛(wèi)隊保護孫文上任，隨后因行為不撿改任臨時政府庶務長，又因貪污伙食費被解職。民國初年，幫會分

6、子擾亂社會一直是令執(zhí)政者十分頭痛的問題。1912年，應夔臣和共進會參與武漢反對黎元洪的南湖馬隊暴動，他被通緝。在內(nèi)務部秘書洪述祖疏通和安排下，黎元洪取消了對他的通緝；袁世凱、趙秉鈞先后接見他，冀圖利用共進會安撫會黨分子。為此，趙秉鈞還給了他密電碼和五萬元經(jīng)費；江蘇民政長程德全則委任他為江蘇駐滬巡查長，并每月由中央政府補助兩千元。宋教仁被暗殺后在他家里搜出53通信函和電報，證明他是此案的直接組織者。 要討論的問題僅為誰是主使者？ 被指主謀的三個嫌疑——趙秉鈞，陳其美和黃興，究竟誰是真犯？ 說黃興是主謀，是袁世凱提出的。據(jù)章士釗回憶： “宋案發(fā)，遁初遺電到府，吾方與袁會食……語次，竟以宋案

7、兇手歸克強，執(zhí)先一日同孚路黃寓議事，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裂為證。余大忿，不對而出?！盵6] 章士釗的岳父吳長慶是提拔袁世凱的恩公。辛亥革命后，章士釗常出入總統(tǒng)府，這個回憶是可靠的。不過，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黃興有當總理的雄心；從1903年11月組織秘密革命團體華興會起，黃、宋兩人親密無間，被刺前在上海，宋教仁一直住在黃宅；同時，黃興道德無虧，觀其畢生言行亦無殺友求官的可能。 傳統(tǒng)的說法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內(nèi)務部秘書洪述祖策劃，指使幫派分子應夔丞執(zhí)行。背后是袁世凱默許。繳獲的主謀應夔丞和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內(nèi)務部秘書洪述祖的來往信件和電報表明趙秉鈞、洪述祖與應夔臣關(guān)系非同一般，連袁世凱在回復革

8、命元老譚人鳳的電報中也不能不承認： “自三月十三日應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謀害之點，嗣后各函電，相承一氣，確與宋案有關(guān)，是主謀暗殺者，已可概見?！盵7] 袁世凱說的三月十三日應夔臣致洪述祖函件，原文非常露骨： “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但事關(guān)大局，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 第二天，應夔臣又發(fā)密電給洪述祖： “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fā)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zhuǎn)呈候示。”[8] 四天后（18日）洪述祖答復應夔臣： “寒（14日）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為忌者笑。”[9] 3月20日晚上10點40多分刺殺成功，兩個半小時后（21

9、日凌晨2點10分），應夔臣發(fā)電報向洪述祖報告：“所發(fā)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21日9點20分再次發(fā)報：“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拔??！盵10] 雙方聯(lián)系緊密，配合默契，洪述祖是這一罪案的直接指使者，證據(jù)確鑿，無可抵賴。案發(fā)后，洪述祖立即潛逃青島，依靠租界特權(quán)逍遙法外，同時發(fā)表聲明為自己辯護： 1.自己一心為國。宋教仁“攪亂大局，非訐發(fā)宋之劣跡確據(jù)，宣布中外，不能毀其名譽，敗其勢力。適應夔臣來書言及宋教仁前在日本犯有騙案，日廨出票拘提，擬設法購得此票，印行廣布，為釜底抽薪之計?！盵11] 2.有關(guān)信件和電報提及國務總理趙秉鈞和袁世凱的內(nèi)容，是恐怕自己“人微言輕，不得不假托中央名義以期達此

10、目的?！盵12]把袁氏、趙氏的問題攬在自己身上。 趙秉鈞在強大輿論壓力下，發(fā)表通電為自己辯解：自己和應夔臣的關(guān)系，只是“應夔臣情愿效力自贖，并擔任解散共進會及武漢黨徒”，應夔臣和洪述祖函電中涉及袁世凱和自己部分，洪述祖從未呈閱。[13] 袁世凱則打起官腔，下達通令： “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chǔ)，以法律為范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始末，又經(jīng)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氈淌掳讣蛩痉C關(guān)判決……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本大總統(tǒng)有維持治安之責，何敢坐視擾攘，致無以對我國民也?！盵14] 但是，1914年春，宋教仁雕像落成，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為之撰寫的一塊碑文，留下千古之謎： “宋教

11、仁先生石像成題語：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于虖！九原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zhì)諸天地！于右任撰語康寶忠書字”[15] 于右任的意思非常明確，在輿論認定的袁世凱和趙秉鈞之外另有主謀。1913年3月20日刺宋案發(fā)生時，于右任在車站，是他找車把宋教仁送到醫(yī)院，又親聆宋教仁的遺囑。以兩人的密切關(guān)系，在普遍認為袁、趙是元兇之際，他卻撰寫這個碑文，其含義非同一般。 袁世凱次子袁克文（1890—1931）1920年發(fā)表的《刺宋案真相》則直截了當說是陳其美策劃的。他說： “二年（1913）冬，

12、予適在滬，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數(shù)至，遁初（宋教仁）所察已竟，欣然命駕。行之先，陳英士（陳其美）、應桂馨（應夔臣）宴之。筵間，英士詢其組閣之策，遁初曰：‘惟大公無黨耳。’陳默然，應詈之曰‘公直叛黨矣，吾必有以報?！詴r即欲出所懷手槍，座客勸止之。遁初曰：‘死無懼，志不可奪！’遂不歡而散，而陳、應日相籌謀。予故友沈虬齋，陳之黨也，謂余曰：‘遁初不了。’予詳詰之，虬齋曰：‘同黨咸恨之，陳應尤甚。邇?nèi)眨胰崭ゾ圩h，雖親如予，亦不獲聞。偶密窺探，輒聞遁初云云，辭色不善也。’未幾難作，遁初竟死矣。應知趙秉鈞畏遁初奪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誘得電信，初意但為要功計，不期適以此而移禍也。”[16] 現(xiàn)在頗有

13、一些人支持后一論斷，但都謹慎地申明沒有直接證據(jù)。間接推論有這么幾條根據(jù)： 1.陳其美有流氓習氣，本身就是幫會頭目。除自己喜歡嫖妓，結(jié)交青紅幫外，心胸狹隘，動輒暗殺自己的競爭對手或損害了自己利益的人。陶成章就是他指使蔣介石殺死的。蔣介石在日記中甚至說他刺殺陶成章是取得孫中山信任的重要因素。 2.宋教仁改組國民黨，清除幫派分子，得罪了陳其美及其幫會朋友。 3.宋教仁“大公無黨”的態(tài)度，進一步激怒了陳其美；且有史料說，陳其美亦有當總理的意圖。 4.宋案辦理過程中，破案非常迅速，兇手武士英關(guān)押在陳其美控制的部隊中被毒死，應夔臣越獄。這些都是黑白兩道通吃并在上海有盤根錯節(jié)勢力的陳其美才有的本事；

14、足跡沒有跨過長江一步的袁世凱是無能為力的。 我的意見是：兩條線交叉了，一仆二主，兩方利益交集，都是殺宋的主謀。但兩個主子中，應夔臣與國民黨和陳其美的關(guān)系顯然更為密切。 這個論斷與于右任的觀點是一致的。于右任沒有否定袁世凱和趙秉鈞在這個案件中的罪責。1916年洪述祖在青島騙了一筆錢，化名逃到上海公共租界，被債主起訴。1917年4月被宋教仁15歲兒子宋振呂和秘書認出了他，扭送到租界法院。1918年3月移交京師地方司法部門審理。1919年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處死刑。4月初被絞斃。洪述祖被捕后，于右任曾發(fā)出電報，要求嚴懲洪述祖。其中寫道： “武、應、趙、袁，疊遭天譴。惟余此孽。法網(wǎng)始罹，務望

15、引渡以后，嚴密防范，徹底根究，庶后之作惡者，知天道難誣，助惡者知國法莫貸。”[17] 武士英在關(guān)押中被毒死；應夔臣越獄后1914年在京津火車上被砍死；趙秉鈞也是1914年在直隸都督任上被毒死；袁世凱則因眾叛親離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終。洪述祖也落網(wǎng)了，可謂天網(wǎng)恢恢，作惡者無一逃脫。這個電報非常明確譴責了袁世凱與趙秉鈞，與他的宋教仁石像題語并行不悖。可見他也認為是兩條黑線交叉，害死了宋教仁。 必須指出，不要以為只是袁世凱或陳其美在政治斗爭中不擇手段。國民黨許多領(lǐng)袖包括孫文、黃興、張繼等人都有這樣的沖動，而且在宋教仁被刺之前，他們就躍躍欲試了。1914年6月3日，孫中山在致黃興的信中，曾提

16、及黃興有暗殺袁世凱的計劃。[18]而早在民國初建的1912年，國民黨元老張繼已有這樣的計劃，并且得到孫中山支持： “獨刺袁一事，孫先生固非絕不贊成。吾憶張溥泉（張繼）充當參議院院長，即刺袁計劃中一重要步驟。蓋溥泉為孫公言：袁世凱之專橫，非設計去此獠，革命將無成。而去此獠，必先創(chuàng)設接近機會。夫吾以北人易與袁洽，又兼議長職權(quán)，彼無從拒不接見，吾必因而剚刀彼腹，以泄秦舞陽之恥。孫先生壯其言?！盵19] 這不是孤立的事件。民國建立后，用暗殺消滅政敵或疑似的政敵，是國民黨人慣用的伎倆。陳其美指派蔣介石暗殺陶成章就是眾所周知的案例。1915年12月25日，著名記者黃遠庸在三藩市被暗殺，也是國民黨干的罪

17、惡勾當。 國會系統(tǒng)也被貪泉淹沒，從選舉開始，腐敗和混亂就如影隨身 曹汝霖對此有切身體會： “有一天，忽接到當選蒙古議員證書，甚為詫異。余既不是蒙古人，又沒有參加競選，何來當選議員?！髞碇?，蒙古議員，名為選舉，實由總統(tǒng)指派，故蒙古議員中，滿蒙漢人都有。”[20] 黃遠庸當時就留下這樣的記錄： “議員之賣身于甲乙各黨，已成公然不掩之事實。有人為擬賣身文契云‘末員某甲，今以本身所買得之議員一名賣與某貴黨，連皮帶骨，一切不留。自賣與貴黨之后，任從貴黨為非作歹，本員無不服從?！溯呌幸砸簧砑尜u與四五黨者。賣完以后，一律脫黨，自名厭棄黨爭，其實等到將來有大宗買賣時，免得受黨議拘束。若以

18、一次連皮帶骨而賣盡者，其人尚是三代以上之人物也?！薄百I賣之盛，以議會初開時為最。今日各收買所，已一律關(guān)門?！盵21]“今日議員乃如孫猴子毫毛，七十二變，腳跟無線如蓬轉(zhuǎn)?！盵22] “據(jù)記者所知，已有十數(shù)議員，到京未及兩月，已匯寄數(shù)千元回家者……從前北京馬車極稀，今之議員殆十有八九坐馬車者，且多為自置之馬車?！盵23] “議員納妾，殆成最近之熟語。最近名花若所謂姚蓉初、金小菊者，皆為某黨之激烈分子納去。往往有極小雛妓，從前僅有一毛丫頭之價值者，今皆得議員之捧場，聲價十倍。”[24] 當時以記者身份廣泛接觸政壇的梁漱溟晚年的回憶證實了黃遠庸的記載。他說： “在全國議員選舉揭曉時，參眾兩院議

19、席均以國民黨占過半數(shù)。在總名額800多人中號稱500多人。但其具體數(shù)字極難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夠鮮明，各黨派既爭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機心理。……當時北京有東西兩個車站，除內(nèi)務部主管方面為議員到京設有招待所，并派員到車站迎候外，各黨派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幟在車站迎接。每見一議員下車，則招待人員蜂擁而上，彼拉此扯……某人的黨籍即以其住入某黨的招待所為定。頗有住入甲招待所數(shù)日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內(nèi)幕花樣甚多，無非金錢酒食拉攏”。[25] 以穩(wěn)健保守著稱的《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筆名高勞）在孫文發(fā)動的所謂“二次革命”失敗后，國會岌岌可危而仍然一意孤行之際寫道： “辛亥之

20、役，除漢陽、南京外，余均和平解決，并無激烈之戰(zhàn)爭。民國成立，凡掛名革籍或稍有關(guān)系者，無不徼天功而獲厚報?！薄捌浯砻褚庵畤鴷嗲抑悬h，而不知有國。甚或不知有黨，而惟一己權(quán)利之是徇。”[26] 梁啟超則說： “兩旬不能舉一議長，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數(shù)之缺，日有所聞。休會逃席之舉，成為故實。幸而開會，則村嫗罵鄰，頑童鬧學……國家大計，百不及一，而惟歲費六千是聞。此猶其章明者。徐探其隱，則職非爛羊都尉，而進以貲郎。賢非五羖大夫，而不羞自鬻。凡百穢德，眾所具瞻。”[27] “政府之不循正軌，與政黨之用權(quán)而不用經(jīng)，同一鼻孔出氣，神圣機關(guān)之神圣，盡于此矣！”[28] 在行政權(quán)一權(quán)獨大的狀況

21、下，褻瀆法治的事件也時有發(fā)生。袁世凱時代出任司法總長的張宗祥曾沉痛地說過一件事： “蓋王治馨案之提交大理院也，完全破壞司法程序。以大理院號稱終審機關(guān)，向依書面為之，從無開庭例子。獨此案由行政首長一手指揮，司法部奉令為謹，為司法史開一最大惡例。于是大理院正式開庭，審判小小法幣五百元貪污案，在中華民國為第一次，亦為最末一次云?！盵29] 此外，即使是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軍隊，有的也是很腐敗的。1916年初，居正奉命在山東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蔣介石為參謀長。5月開始軍事行動，占領(lǐng)了濰縣、高密等地。蔣介石1917年《紀事》談及1916年6月到山東看到的情況： “其總司令為居正，及居去而以許崇智代之

22、。其干部為陳中孚與朱霽青二人，勾結(jié)日本浪人，把持搜刮至矣！余約居一#（談），毫無結(jié)果，乃即辭職赴北京觀察現(xiàn)狀?！盵30] 不過，黑暗之中有光明。 無容置疑，辛亥革命后，三權(quán)分立體制在中國開局有良好的一面。例如，當時的法官盡管數(shù)量不足，但整體上敢于堅持司法獨立。民國元年任執(zhí)業(yè)律師的曹汝霖晚年回憶： “當時法官真是廉潔自好，對于訟案，慎重審理，散值后猶攜案卷回家工作?？僧?shù)们迳髑谌帧！盵31] 各級議會和在野黨對政府和官員的監(jiān)督也是毫不容情的 由于言論出版自由，不少報刊也堅持了自己的獨立品格，加上公民社會強大，當時的腐敗一一被揭諸報端，成為眾人聲討的對象。 這些都是凈化社會的希望所在

23、。 宋教仁案發(fā)生后，上海地方檢察機關(guān)，也敢于獨立辦案，發(fā)出傳票要國務總理趙秉鈞到上海接受詢問。從袁世凱到民間各方，宋案應由法院解決的態(tài)度非常鮮明。如果珍惜這個機會，中國的法治有可能逐步走上軌道。不幸，國民黨內(nèi)的極端派，跳不出革命年代養(yǎng)成的槍桿子定是非的窠臼，一意孤行，悍然發(fā)動“二次革命”，不但國民黨墮入失敗的深淵，袁世凱也失去制衡而滑向從專制到稱帝的死亡道路。 滑向死亡之谷 宋案后袁氏的行動，主要是兩股動力在推動：一是失去制約后向?qū)Ｖ苹瑒?；另一是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權(quán)力而反撲。 袁世凱不是當上臨時大總統(tǒng)后，就蓄意破壞議會的。民國元年（1912）5月3日，他曾特地下令，不準以暴力脅迫議會：

24、“無論何國議會，決不能無異議之黨派。要在改選之時，用和平方法，以求達其目的。斷不能于議會行使職權(quán)之時，肆行干涉?！缬星謹_或聚眾為強暴脅迫者，立即酌派得力軍警，前往保護，并逮捕犯人，交司法衙門按律審判，以懲不法。”[32] 一年以后，他的態(tài)度居然180°大轉(zhuǎn)變，干出干擾議會的違法勾當。1913年10月，眼看憲法草案即將草擬完畢，憲法會議不按常理完成憲法全文的制定，卻在袁世凱及其追隨者脅迫下，于4日首先制定和公布施行憲法的一部分《大總統(tǒng)選舉法》，并在兩天后便急急忙忙舉行選舉，讓袁世凱登上正式大總統(tǒng)寶座。這次選舉出現(xiàn)了所謂“公民團”包圍國會，強迫議員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tǒng)的鬧劇。 當時就有人看出

25、，這是對國民黨的反撲： “民國二年十月，國會正式選舉大總統(tǒng)……俟議員到齊后，忽將大門鎖閉，聽外面人聲嘈雜，只聽得喊我們是公民團，代表民眾監(jiān)督你們的。大總統(tǒng)只有袁世凱應該當選……你們議員們，今天如果不聽我們的公意，不選袁世凱為大總統(tǒng)，不要想能出此門?！髞砺犝f，這妙計是梁燕孫秘書長的杰作……然以當時議員的無理取鬧，逼到出此下策，既不收買議員，還可說是人民公意，真是妙計?！盵33] 這一年8月6、8、16日他先后下令解散江西、廣東和湖南省議會；8月27日，下令逮捕8名議員。這些行動沒有任何法律根據(jù)，完全是越權(quán)枉法的舉措。藉口是這些省的議會支持“二次革命”。 10月31日憲法草案在憲法起草委

26、員會上三讀通過。11月1日，草案提交由兩院全體議員組成的憲法會議討論。如果審查通過和公布，憲法便立即生效。 作為回應，袁世凱中斷了憲政進程，摧毀了這部草案。 （1）10月25日，即要求派員列席憲法會議遭拒的第二天，袁世凱通電各省都督和民政長官，反對憲法草案，主張解散國會。 （2）11月4日，他再次通電各省，抨擊《天壇憲法草案》并下令解散國民黨和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當選資格，追繳當選證書。 參議院議員被追繳證書者98人，無從追繳而注銷當選證者34人。眾議院議員被追繳證書者252人，注銷者54人。國會兩院均因不足法定人數(shù)無法開議，11月13日，兩院議長通告，14日起暫行停發(fā)議事日程；兩院被迫

27、停止運作。憲法起草委員會理事會則在11月10日開會通過決議，由會長湯漪宣告自行解散，所有未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委員一同辭職。制憲過程被迫中斷。 至第二年（1914）1月14日，袁世凱干脆下令停止所有國會議員職務，國會被摧毀了。 （3）11月12日，袁世凱下令取消各省議會國民黨籍議員資格。至翌年2月28日，他更下令解散各省省議會： “初不料各該省會成立以來，或因地方事變，牽涉內(nèi)亂嫌疑；或因黨派紛爭，議事鮮有成效……吾國行省制度，區(qū)域過廣。就前咨議局暨臨時省議會與夫現(xiàn)設省議會而言，其性質(zhì)既介于中央議會及地方議會間……該會議（指其指定親信組成的政治會議）既稱省議會不宜于統(tǒng)一國家，統(tǒng)一國家不應有此等

28、龐大地方會議，應即依照議決，將各該省省議會，一律解散?！盵34] 根據(jù)《臨時約法》，總統(tǒng)沒有剝奪全國和各省議員當選資格的權(quán)力，更無權(quán)解散國會。至于說統(tǒng)一國家不應有省議會，將之解散，不但毫無現(xiàn)代政治的常識，更是清末新政以來政治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1915年以后則緊鑼密鼓籌備復辟帝制。有關(guān)情況，眾所周知，不必贅言。王蕓生對這次復辟的論斷非常中肯： “袁氏之自誤，已無足惜，而貽禍于國家者，實無涯量。強鄰侵略原已告一段落，袁氏使之復燃。國內(nèi)軍人本皆聽命政府，袁氏教之離叛。并利其擁戴，使其自悟槍桿有力量，武人能干政。此后之分崩離析，以及軍閥割據(jù)之無窮內(nèi)亂，雖謂皆種因于此役，亦不為過言。袁世凱之自誤

29、誤國，其罪大矣?！盵35] 歷史曲折留給我們的啟示 民初的憲政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么悲慘的結(jié)局？有人認為是民主制度不合國情，似乎中國人只適合在專制統(tǒng)治下做順民。為了澄清是非，必須找出真正原因。 綜合起來，不外三個原因： 首要原因是上面已經(jīng)詳細論述過的制度設計錯誤。 第二．這個錯誤的深層原因是思想變革不徹底。 不要把袁世凱、國民黨領(lǐng)袖看作孤立的個人，更重要的是應把他看作某種文化狀況的符號。他們?yōu)槭裁磿龀瞿敲炊嗯c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錯事和蠢事呢？私利固然是重要的行為動機，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文化思想狀況。對這個問題筆者有專文論述，這里就不再贅述了。[36] 第三．民主政治是逐步生長出來的。

30、從更深層次去考察，在這場關(guān)乎中國憲政前途的較量中，袁世凱固然暴露了專制者的本色，國民黨人和中國的精英階層也顯示了理想主義者幼稚病。政治在高揚理想目標的同時，只能從實地出發(fā)，在現(xiàn)有基礎(chǔ)上謀求可能達到的最高要求。內(nèi)閣制和總統(tǒng)制都是實現(xiàn)民主憲政的形式。但在當時的中國，兩種形式之爭，蘊含著權(quán)力之爭的內(nèi)容。 通過選舉和平交接政權(quán)，輪流執(zhí)政，在現(xiàn)代國家是政治常規(guī)。但在剛剛結(jié)束宗法專制統(tǒng)治的國度，必須考慮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正確關(guān)系。無可諱言，當時的北洋集團是最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存在，也是國內(nèi)外公認的國家穩(wěn)定的重要依靠。考慮力量對比和國民對社會穩(wěn)定的迫切愿望，成熟的政黨和政治家應該審時度勢，作出正確的抉擇。具體說來

31、，各政黨及其國會議員應該壓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權(quán)的欲望，在三權(quán)分立體制下接受總統(tǒng)制，并把它納入法治軌道?？墒?，他們熱衷于爭權(quán)奪利，而沒有把制度建設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國家因而沉淪。 1914年5月，逃亡日本的章士釗寫下一段非常沉重的話： “往昔清鼎已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魯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群相結(jié)合，肆其抵排。有力者利之，從而構(gòu)煽。鬼域萬狀，莫可窮究。黨人不勝其憤，暴起而蹶，如黔之驢，卒為耽耽者斷喉盡肉以去?！盵37] 百年來，談論辛亥革命的論著文章汗牛充棟，囿于意識形態(tài)枷鎖，真知灼見不多見，章士釗的當年論述和晚年靜思，往往一針見血，令人

32、心折。這段箴言，值得人們反復深思。 有些論者斷言，民初的政治混亂證明：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只有繼續(xù)進行暴力革命才能清除這些污穢。這一糊涂思想的根源在于沒有充分了解各國民主制度建立的歷史經(jīng)驗： 1．任何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范圍逐步擴大和腐敗逐步清除的過程。 以英國為例，直至1918年婦女才第一次享有選舉權(quán)，而且要年滿30歲，而男性只需21歲。1928年婦女取得與男子平等的選舉權(quán)；距離1640年革命已將近300年了。買賣選票，國會暴力，出動軍隊干預國會運作，也是屢見不鮮。1883年頒布了取締選舉舞弊法，規(guī)定了選舉費用限額和選舉舞弊的刑罰。經(jīng)過長期努力，選舉才納入正軌。 2．腐敗和混亂只能通過民主、法治去糾正和防止。 武裝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實現(xiàn)權(quán)力轉(zhuǎn)移，不是清除污穢的手段。政權(quán)易手，新官上任，過不了多久，貪污腐化，必然浮現(xiàn)。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分權(quán)制約、民主監(jiān)督和法治以外，沒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藥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強大的糾錯能力，離開這個機制，必然走入歪門邪道。 說中國人素質(zhì)低下不能實行民主的花腔，已經(jīng)唱了一百多年了。正本清源，其實是掌權(quán)者迷戀手中權(quán)力而制造的煙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