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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一生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l 蘇軾出生在一個富有教養(yǎng)的家庭，父親蘇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親程氏是有文化明大義的女子。少年蘇軾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奮好學，博通經(jīng)史。他成長在一個表面承平而內(nèi)里各種社會矛盾漸趨尖銳的時代。這時代一方面號稱“百年無事”，經(jīng)濟文化都有相當?shù)陌l(fā)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遼、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強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內(nèi)憂。社會危機四伏，積貧積弱的形勢日益嚴重，改革的呼聲，在士大夫?qū)又袧u次高漲。蘇軾在這樣的家庭與社會氣氛熏陶下，受儒家經(jīng)時濟世思想的影響，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許國，并主張針對現(xiàn)實中的種種弊端進行改革。他二十一歲隨父入京參加進士考試，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與弟蘇轍同科及第。時父蘇洵也深受重視，父子三入，一時名噪京師， 蘇軾中進士后，二十五歲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歲參與制科考試，隊三等，授大理評事，簽判鳳翔府，從此踏上仕途。蘇軾在風翔三年還京，差判登聞鼓院，又授直史館。因父蘇洵病故，回鄉(xiāng)睜喪。三十四歲再到汴京，判官告院。這時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蘇雖也有志于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狀況，但在變法思想上與王安石檸在分歧。他不主張遽變，反對“求之過急”，于是接連上書抻宗，反時王安石變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擠。蘇軾為了遠身禍，求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蘇軾出京作地方官，勤政愛民，盡心職守。八九年的時間，他撮然輾轉(zhuǎn)遷徙，但每到一地都興修水利，賑濟災民，減免租稅，體察民間疾苦。而對于新法實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視”．后因“托事以諷”寫了一些與新法有關的詩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彈劾為“包藏禍心”、“指斥乘輿”，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臺論罪。從元豐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釋放，蘇軾在獄中倍受詬辱，幾置死地，幸得多方營救，才得貶出。這就是有名酌“烏臺詩案”，蘇軾生活、思想與創(chuàng)作也從此開始了巨大的轉(zhuǎn)折。眨重甚苧旦旦迢韭韭些衛(wèi)乳 蘇軾山獄后，被貶為黃州團陳副使，但不得簽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經(jīng)濟困難，申請城東坡荒地，躬耕求食t自號東坡居士。黃州五年，蘇軾思想轉(zhuǎn)變很大。一方面他沒有放棄儒家經(jīng)世濟民思想，繼續(xù)關心國家政局，因壯志難酬而苦悶；另方面他閉門思過，消極彷徨，又時時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脫。但這幾年卻是蘇軾創(chuàng)作上的豐收時期，雄偉的江山，淳厚的民風，溫暖的友情，不能忘懷現(xiàn)實的壯心，促使他寫出了許多著名的詩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曠淡遠，成為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高峰。元豐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政局發(fā)生變化，起用舊黨人物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全面廢除王安石新法，史稱“元枯更化”。蘇軾即被起用為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但蘇軾對待新法，又主張“參用所長”(《辯試館職　　策問札子》)，反對執(zhí)政大臣們：的全盤否定新法。這種注重現(xiàn)實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態(tài)度，又和司馬光等舊黨人物產(chǎn)生分歧。司馬光病死，蘇軾為舊黨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蘇軾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杭州謝表，)。他勤政愛民，開浚西湖，賑濟災民，興建醫(yī)坊，為百姓作了許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京都。入朝后本擬有所建樹，不料又為舊黨賈易等誣陷，心情郁悶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書請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潁州，后又改知揚州、定州。 蘇軾從黃州被召還，第一次在朝期間，主持過學士院考試和進士貢舉。他為國家振興積極薦舉擢拔后進，于是有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時文壇興盛。蘇軾儼然成為文壇盟主，為北宋后期文學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出一個新的局面。遠謫惠、儋時期 舊黨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執(zhí)政，又恢復神—票薪荏；于冪新黨人物又紛紛上臺。但這時的新黨拋棄了王安石變法的精神，將打擊“元枯黨人”作為主要目標，于是舊派人物紛紛遭到貶斥。王安石變法這一具有偉大意義的政治運動，蛻化為爭權(quán)奪利的黨派之爭，蘇軾竟成為黨爭的犧牲品。他被擠出朝廷，先是貶為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貶為寧遠軍節(jié)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蘇軾在惠州度過兩年謫居生活，雖是衰邁之年，處境困頓，仍然關心人民，積極發(fā)展農(nóng)業(yè)與興修水利，為改善百姓生活不遺余力。紹圣四年蘇軾已六十多歲高齡，又被改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島。當時海南地處天涯海角，境況極其荒涼，生活極端艱苦，“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每無炭，夏無寒泉”(《與程天侔書》)。但蘇軾不戚戚于個人憂患，積棋為當?shù)赝磷迦嗣褡龊檬?，獎勵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傳播文化知識，破除陋習培養(yǎng)才，一直樸樸工作到最后赦還。遠貶惠、儋時期，條件最為艱苦，但蘇軾思想曠達，隨遇而安，并沒被困難壓倒，反而出現(xiàn)了刀次的創(chuàng)作豐收。這時期他寫了大量的和陶詩與書札散文，詩風恬淡、超拔，精深華妙，成為蘇軾一生創(chuàng)作的最后錦繡。元符三年，鞭宗繼位，蘇軾獲赦北還，海南父老“執(zhí)手涕泣”(《遁齋閑覽)。剪杜過大庾嶺時，有“問翁大庚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的躺慨，還膽回朝再竭忠誠．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結(jié)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蘇軾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學，迫慕韓琦、范仲淹、富鄭、歐陽骼等政治與文壇元老，有用世之志。他關心國計民生，揭露時弊，曾氍出鞏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邊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張：他在冪州領導軍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開設瘸坊，抗策減稅。直到遠貶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富。皋率眾靶橋以濟病涉者”(蘇轍《墓志銘》)。蘇軾一生積極人世，是封建時代仁政愛民的清廉官吏。但蘇軾早年也接受過道家思想的奉響，喜敢《莊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斷受挫折，佛、道思想影響加深，井成為他尋求解脫政治苦悶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時，經(jīng)常出入佛司，拜訪名僧。黃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劇發(fā)展。但是直到遠貶惠、儋時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為主，融合佛老，進退行藏，禾施不可，這就是蘇軾一生的思想狀態(tài)。這種思想境界表現(xiàn)在文學佛作上，既有對現(xiàn)實的批判，又有人生如夢的感喟，也有瀟灑自適的抒情。蘇軾作品內(nèi)容的復雜性．正是他復雜思想的表現(xiàn)。 蘇軾反對新法 蘇軾幾年不在京城，朝里已發(fā)生了天大的變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nèi)，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當國王安石意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的，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 這樣做的一個結(jié)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于是蘇軾自求外放，調(diào)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滿后，被調(diào)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這樣持續(xù)了有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大臣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于現(xiàn)代民間的自衛(wèi)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shù)臀ⅲ藭r蘇軾經(jīng)此一獄已變得心灰意懶，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荒地，種田幫補生計?！皷|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勢力倒臺，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于是年被召還朝。這之后短短一兩年內(nèi)，蘇軾從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學士，至上禮部尚書。 俗語：“京官不好當。”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有不能見諒與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diào)。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 蘇軾在杭州的唯一政績便是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沒過多久，王安石再度執(zhí)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被外放穎州。 之后蘇軾幾次入朝、貶官、貶官、入朝……飽嘗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貶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島），至徽宗建宗靖國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還京時，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歲。 從蘇軾的履歷來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勛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時還是宋代四大書法家（蘇、黃、米、蔡）之一。就現(xiàn)存蘇軾的作品看來，他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在人才濟濟的兩宋王朝，他無論詩，詞，還是散文，都是大家。